近日,印度宣布全面恢復對中國公民的旅遊簽證,並向全球各駐外使領館下發通知,重啟簽證受理程序。
與此同時,中印直航也在陸續恢復。繼印度靛藍航空(IndiGo)開通加爾各答—廣州航線後,多條航線進入重啟安排。
這一系列動向被一些輿論視作印度推動中印兩國關係正常化、釋放緩和信號的重要舉措,標誌著因疫情和邊境問題中斷五年的人員往來正逐步解凍。

印度靛藍航空(IndiGo) 資料圖
拖延的直航恢復
此次直航的恢復,經歷了一場長達數年的拉鋸,印政府將恢復直航視作與中國談判的「籌碼」,在該議題上長期拖延。
航線中斷始於2020年。印度當年3月以疫情為由停飛國際航班,卻在短短兩個月後便恢復了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的通航。隨著6月發生加勒萬河谷衝突,印方單方面中止了對華所有直航客運。這一中斷狀態持續了五年,期間兩國往來人員只能輾轉香港、新加坡等第三地中轉,耗時費力。
直航的長期缺失,與印度嚴苛的簽證政策疊加,對依賴人員流動的行業造成了直接衝擊。電子製造、設備安裝、供應鏈採購等領域因缺乏穩定的往來便利而深受影響,部分企業的項目進度已出現明顯延誤。印度工商界雖屢次表達關切,但未能有效推動政策改變。
僵局在2023年出現轉機。中方自2023年起多次提議恢復直航,但印度方面堅決將「解決邊境問題」設定為恢復任何關係的前提,將民航合作與領土爭端捆綁,使其成為印度的「可打之牌」。
即便在2024年10月雙方達成邊境脫離接觸協議後,印方對恢復直航仍持消極態度。這一僵局的突破始於中方率先向印度公民開放神山聖湖朝聖通道及陸路口岸。在此背景下,2025年8月王毅外長訪印期間,雙方在十項共識中明確寫入要恢復「中國內地和印度直航航班」。然而,印方在後續落實過程中仍繼續拖延,將直航恢復視為外交籌碼而非互利舉措。最終達成的直航安排,更多是印方在外交對等原則下的被動回應,而非出於深化合作的內在動力。
外部環境特別是美印關係的變化,成為促使印度態度對華軟化的關鍵因素。面對特朗普政府在貿易、關稅等領域不斷加大的壓力,印度需要通過展現外交靈活性來爭取戰略迴旋空間。在此背景下,對華恢復直航、放寬簽證等緩和舉措,更多是向美國傳遞印度「並非別無選擇」的信號,以期讓美「回心轉意」。這種有限的「對華示好」,本質上是印度的策略性舉動,而非印度對華政策的根本性轉變。
中印直航恢復的艱難過程無不體現印度對華政策中的保留與戒備。即便在當前關係緩和期,印方仍將直航視為對華「讓步」而非互利舉措。這種根深蒂固的防範心態,在簽證政策上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
設障的簽證開放
印度對華簽證看似放開,實則從申請到審批層層設障。其繁瑣的申請流程、嚴苛的審核標準、巨大的不確定性,共同構成了一場「服從性測試」。
整個申請流程從一開始就問題頻出、困難重重。7月印度駐華使館宣布開放旅遊簽證時,其簽證中心官網的中英文頁面就出現明顯出入:英文版要求10萬元銀行流水,中文版卻顯示100萬元。這種基本信息的不一致,反映出印方在簽證事務上的不嚴謹、不上心。

更令人困擾的是後續不斷增多的材料要求——從戶口簿、無犯罪證明公證到詳盡的在職證明,所有文件都需要準備標準統一的英文翻譯件。同樣的材料在不同簽證中心、甚至同一窗口的不同受理人員手中,可能得到不同的處理結果,規則的模糊性與執行中的隨意性令人無所適從。
尤為困擾的是那些近乎苛刻的細節要求。例如簽名必須使用黑色水筆且與護照簽名字跡完全一致、商務簽信息表問題超出簽證範圍、對公司名稱的翻譯版本要求絕對統一等等。這些看似細小卻極易出錯的規定,大幅提高了申請門檻。由於預約名額緊張和反覆退件,許多申請者不僅耗費大量時間精力,還要承受經濟損失。
這些做法,折射出印方在處理對華簽證事務時刻意阻撓的心態。印方在處理中國申請人時,經常通過追加材料、放大細節要求、製造程序不確定性來人為提高申請成本、刻意增加阻力。最終效果是,簽證手續被迫變得冗長、繁瑣、難以預期,遠離正常人員交流應有的便利性。
這種簽證操作方式,也反映了當前中印關係中的微妙氣氛。印度對華表面有所緩和,但在實際執行上依然謹慎,多採取保留性的做法。印方既希望保持緩和姿態,又刻意在具體執行程序上設置障礙,這種矛盾做法讓人員往來成本被不必要地放大,也削弱了恢復互信的空間。若這種處理方式不變,中印之間交流的改善仍會受到明顯掣肘。
難彌的認知隔閡
簽證的重重障礙尚未消除,更深層次的認知隔閡已然顯現。
過去五年間,兩國人員往來的幾近中斷,使印度社會對中國的認知嚴重依賴本土媒體的選擇性報道,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這種長期形成的信息斷層短期內難以彌合。
隨著直航的有限恢復,部分印度人士得以親身體驗中國的發展現狀。11月初,一位名叫索姆婭(Somya)的X用戶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來中國十天未見道路坑窪」的推文獲得超400萬瀏覽量,引發印度網民熱議中印基建差距。有不少印度網民直呼「中國比我們領先幾十年」。

圖自X平台
這種直觀的發展差距對比,在印度社會引發了複雜的心理反應。一方面是難以迴避的落差感,另一方面則是在涉及主權、領土等問題時表現出的過度敏感甚至應激。
這種矛盾心態很快在現實中得到印證。
11月21日,一名持標註「阿魯納恰爾邦」(主體為中國藏南地區)護照的印度人員在中國轉機遇阻。儘管中方全程嚴格依法依規處理,並充分保障當事人合法權益,此事仍在印度輿論場被迅速簡化為「對印度主權的挑釁」「對印度公民的騷擾」。
這兩起風向截然不同的輿論事件,同樣指向一個現實——五年交流中斷留下的認知斷層仍深深影響印度社會,對中國的日常經驗與政治認知之間常常出現割裂,一旦觸及敏感議題便迅速回到防範姿態。
這種心態並非個案,而是在五年斷聯後普遍存在的認知狀態。不少印度行業人士直言,兩國關係「已經很難回到2019年」。當前的直航和簽證恢復只能在有限範圍內減少往來障礙,卻不足以逆轉長期累積的信任缺口與心理距離。中印之間的社會認知仍處在重新磨合的早期階段,即便交流渠道逐步恢復,雙方關係的穩定依舊取決於更長期、更多層面的接觸。
結語
印度在簽證與直航問題上所謂的「開放」,仍未擺脫過度防範的慣性。從遲緩推進的直航恢復到層層設卡的簽證審批,印方在操作層面一再釋放矛盾信號——嘴上說願意鬆動,但不願真正放寬。
這種帶有明顯保留的做法,很可能在經貿、投資等更廣領域繼續出現,讓看似推進的合作在具體落實時始終受到額外限制。
當前的交流重啟更多具有策略意味,要支撐兩國關係真正回穩,仍取決於印方是否願意在政策執行層面做出實質改善,否則所謂的「解凍」恐怕很難走向更深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