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纽约州州长霍楚（Kathy Hochul）于12月5日正式签署一项新法，扩大各地方政府为长者提供房产税减免的权限。新法允许地方将现行最高50%的减免幅度进一步提高至最多65%，适用于年满65岁、符合收入门槛的自住房屋所有者。 地方可自主提升减免比例 根据新规定，各县市与镇区可自行决定是否提高减免比例，最高可达65%。霍楚表示，许多长者依靠固定退休收入生活，房产税负担逐年升高，不能让任何一位纽约长者因税负过重而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她强调，新法的宗旨在于帮助老年居民在熟悉的社区继续安居养老。 州府估算，若地方政府全面采用65%的上限，符合条件的长者平均每年可减少约300美元税款。此外，纽约州仍有独立运行的学校税减免项目 STAR，该项目自1997年实施以来为屋主降低学区税，但与长者房产税减免覆盖对象和方式并不完全相同。 旧有制度数十年未更新 纽约州长期提供“长者房产税减免”（Senior Citizens Property Tax Exemption），让低收入长者得以降低房产税负，但多年来减免比例最高仅为50%，且多年未曾调整。在房价、生活成本与地方税收一路上涨的背景下，不少高龄屋主反映原有减免已逐渐不敷所需，新法的推出因此备受关注。 纽约州房产税负居高不下 官方数据显示，纽约州房产税长期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以州税务部门2021年的数据为例，纽约州住宅中位价约为34万0600美元，明显高于全美平均24万4900美元；房产税中位数约5884美元，亦远超美国平均2690美元。 尽管新法有望为长者减轻部分负担，但房产税仅是居住成本的一部分。水电、维修、保险等支出依旧持续上涨，许多年长居民仍面临整体生活费用上升的压力。...

加拿大国家安全体系内部对中国情报活动的担忧正在升级。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前局长大卫·维格诺（David Vigneault）近日在卸任后首次公开受访时直言，加拿大过去长期聚焦政府部门的保密与防护，但如今“间谍战的前线已经彻底转移”，高校、研究机构与私营科技企业正成为外国情报机关抢夺敏感技术的主要目标。 维格诺在接受英国《卫报》专访时点名中国是“最具组织性的威胁来源之一”。他表示，北京的情报行动遍布多条战线，包括网络攻击、安插培养长期潜伏的线人、拉拢科研人员、以及利用合作研究项目的名义试图获取高度敏感的技术与数据。 他强调，这些行动并非零散行为，而是一套高度制度化的国家工程。“这个系统的目的，是将西方的前沿研究系统化地拆解出军事应用潜力，随后在中国本土推进量产，为解放军的军事现代化提供加速度。”维格诺表示。 源自对伊拉克战争的震动：中国的长期战略布局 维格诺回顾说，中国领导层在2003年目睹美军迅速占领伊拉克后感到震惊，随后启动了一项跨世代的军事复兴策略，核心即为发展所谓“非对称能力”——包括网络战、电子侦察、太空系统与新材料等领域。北京认为，与其从头投入漫长研发周期，不如加大力度从西方技术体系中“快速学习”甚至直接窃取。 “这项战略的逻辑非常清晰：尽可能减少研发成本和时间，用最低风险提升军事竞争力。”维格诺说。 加拿大国内政治余波仍在延烧 加拿大情报机构过去数年的调查得出结论：北京曾试图影响加拿大 2019 年和 2021 年的联邦选举结果。这一判断在国内引发震荡，进而发展成政治风暴，外界质疑情报机构是否及时、充分地向政府和政界人士发出警示。 然而维格诺强调，选举干预只是更广泛威胁的一部分，而涉及研究与技术窃取的问题更值得所有加拿大人正视。“这不只是政客要面对的威胁，而是整个社会都应该认识并应对的挑战。” 大学成高风险点：被吸纳者不一定有中国背景 维格诺在访谈中指出...

截至12月5日，大埔宏福苑火灾已造成159人遇难，31人失联，是香港70余年来最惨重的火灾。灾难发生不到十天内，围绕着灾难原因、官方问责姿态、民间救灾安排等种种问题，特区政府和民间发生了种种分歧；而在中国内地舆论场，媒体的焦点又与香港本地传媒不尽相同。“WOMEN我们”最近发表的报道《香港大埔火灾：“真香港，已经没有了，只有真香港人”》记录了悲剧背后的种种暗流涌动，帮助读者理解过去十天发生的一切。 调查显示，灾难源于楼宇维修工程中的严重违规：易燃的发泡胶板与不达标的竹棚网导致火势极速蔓延，而其背后则揭露了“强制验楼计划”下，维修市场长期存在的围标、偷工减料、黑社会渗透及政府监管缺位等深层腐败。目前已有包括工程承建商在内的15人被捕，这场大火以惨痛的生命代价，撕开了香港老旧屋宇维修利益链条中由于缺乏监督而沦为敛财工具的黑幕。 在灾后“头七”的悼念与救援中，展现了香港社会在后国安法时代的复杂生态。一方面，民间义工展现出强大的自救能力与互助精神，试图填补官方救援的空白并承载公众悲痛；另一方面，当局以国安视角审视民间行动，将自发组织视为潜在的动乱因素，导致“关爱队”与独立义工发生冲突，甚至有学生因发起问责联署被捕。报道指出，在立法会选举临近的敏感时期，公权力对异见声音的压制导致实质性的问责变得艰难，这场灾难已从公共安全事故演变为一场关于真相权利、公民社会空间以及市民对制度信任危机的深刻博弈。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家被烧光的还有Neil。 火灾发生时，他与妻子去了附近的河边散步。但下午4点半回来的时候，他站在楼下，意识到自己身上只有手机、钱包和钥匙——几乎所有记忆和财产都留在了屋内。 31岁的年轻住户伟国在宏福苑长大，现在在旺角开一间杂货店。 他说，自己早先已意识到居屋存在的隐患。比如，老旧楼宇长期缺乏日常维护，而顶楼的消防报警系统，就算响起，也长时间无人问津。他说，很多老人用一生...

不愿意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托辞，最常见的有三种：1、“农民没交社保”；2、“国家没钱；3、“农民有地”。前两种我都专门反驳过，第三种也有必要单独写一篇，供大家使用：再有人拿“农民有地”说事，你就可以把这篇呼他脸上去。 完整的说法是：农民有地，城里人没地，所以农民不需要那么高的养老金。所以我的反驳将分成两个部分：1、农民真的有地吗？2、“农民有地”能成为不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的理由吗？除此之外，我还想聊一下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到底是“农民有地”，还是“地有农民”？ 1、农民真的有地吗？ 这个事情至少要从土改之前说起。土改之前，中国农民确实是有地的，大部分土地掌握在普通农民手上，也就是中农，或者说自耕农，并不是历史教科书或者各种宣传材料所说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占有绝大多数土地。这一点，基本上已是历史学界共识，此处不展开，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农民的命运早在“斗地主”就被决定了》。 对于土改，都说是“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这个过程是否合法合理暂且不说，从结果看，可以说农民确实分到了土地。但是，不要忘了，在随后的合作社改造中，所有农民都失去了分到的土地，所以“农民有地”只有短短的几年，用这几年来覆盖后面的几十年，这是以偏概全，是很荒唐的。 而且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还失去了更多东西，包括迁徙自由和交易自由的等基本权利。 1953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达了《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首次以政府的名义阻止农民进城，农民失去迁徙自由，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成型，“盲流”一词即源于该文件。 同样是53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简称统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所...

我叫项栋梁，老爸给取的名字，意思一目了然，是希望我将来成为栋梁之才。 我是88年出生的，同龄男生名字里最多的是伟、军、华、亮，很庆幸老爸略有一些文化，帮我取了一个辨识度还比较高的名字。 不怕大家笑话，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孩子，但实际上我从二十年前第一次读《寻秦记》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将来孩子叫什么名字的问题了，男女都得备一个吧。 然而，直到现在我也没想好给未来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我也算是略有一点文化吧？但取个名字就是这么难产，也是很无奈。 其实最难的点并不是从汉语大字典里挑出一两个字来，寄托美好期望，有一定辨识度，琅琅上口，在技术层面其实没那么难。关键在于，我的孩子还没出现在世上，我还没见过TA，不掌握任何独属于TA的信息，也没有任何的情感联结。 要给一个不存在的人取名，是很难很难的。 要给一批不存在的人取名，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有人嘲讽某些单位的人太懒，编几个名字的心思都不乐意花，居然直接复制人名库里的信息用来公示，太侮辱公众智商了。但实际上，虽然不排除这些经办人的确是懒，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另外两个原因： 第一，文件里的这些人并不真实存在，要凭空编名字太难了。 第二，验收材料的人其实也并不在意真假，甚至是验收的人暗示甚至要求经办人编造假名字来走过场，所以编造材料的人敢于直接复制人名库里的信息，连顺序都不改一下。 现实中，没有举办过的活动，凭空编一份材料，没有发放的补贴，凭空编一份领取名单来，都是真实存在的现象，尤其是在体制内的边边角角，更是普遍在发生。 这些年，“台账管理”愈发成为体制内逐级考核最常用的手段，但在实际执行中，因为每一级需要留存汇报的台账都超多，需要检查审核下级的台账更多，最终大家都默契地用“走个流程”的心态来应对。反正下面交个文件来就行，具体是什么内容，是不是真实发生的，大家就不去深究了。 本来是考核真实性的手段，执行中变成了目的本身，进而批量滋生明目...

“热烈欢迎南岗村民莅临尚东阳光选房专场”。 ——这条横幅至今仍挂在广州市增城区新塘板块尚东阳光营销中心的门口。11月底，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访客，一个来自3公里外的黄埔区南岗村的老年购房团，同时也是手握大量房票的拆迁户。 增城尚东阳光营销中心 时代财经摄 11月17日，南岗西路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启动房票兑换工作。按每套200万元的标准测算，项目可兑换1300套商品房，房票总额高达26亿元。尽管项目采用“原址回迁+房票安置”的双轨模式，房票却获得了村民的热烈响应，房票办理的预约号一度爆满，导致部分村民需要排至数日之后。 在楼市深度调整期，地处广州黄埔、增城交界的新塘板块因南岗房票的释放迎来了久违的热闹。为了接住村民客户的“泼天富贵”，尚东阳光的工作人员分成两队，站在门口鼓掌迎候。 持有房票的拆迁户，已成为新塘楼市举足轻重的购买力。“这两天我们卖出了很多房子，原本就是尾盘清货，拆迁户来买之后，选择更少了。”尚东阳光的工作人员感叹。 规模庞大的房票催生的购房需求，已从黄埔外溢至广州其他区域，悄然搅动着更大范围的市场。 进村抢客，全城楼盘“围抢”黄埔拆迁户 不仅是尚东阳光，同样位于新塘的香江天辰，在南岗房票“开闸”后也迎来销售热潮。 据时代财经了解，该楼盘近期通过房票客户成交超过100套，仅11月22日至28日一周就售出60余套，买家主要为南岗拆迁户。 南岗西路旧改项目的火热，正是黄埔房票落地过程中的一个缩影。根据“广州黄埔发布”公众号，该区设定了明年1月前完成5000套房票认购的目标，并预留首期100亿元房票资金。 南岗村的街头巷尾，如今被全市各楼盘的宣传海报占据。村民每天买菜必经过的肉菜市场对面，同一堵墙上，来自天河与增城的楼盘暗中较劲。天河的“能建·天河麓誉府”打出“黄埔价、选天河”的口号，但其单价远高于房票补偿标准，兑换比例高达2.68:1；增城的楼盘则以“房票1:1...